APEC再定位中国引领亚洲新雁行模式

APEC再定位：中国引领亚洲新雁行模式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大主要趋势。

从规模和国际影响力上来说，亚洲区域经济集团化中，能胜任领导者的只有可能是中国、日本和印度。考虑到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以及日本自身长期的经济萎靡，加上二战的历史成见，很难想象日本能获得广泛支持。同为核力量国家，中印之间虽有较大文化差异，但基本上都能对区域利益的一致性达成共识，但是，印度在经济整体实力上短期内对中国不会造成实际威胁，这也是中国必须在亚洲的布局中取得先发优势的关键。诚然，中国已经逐步替代了日本在东南亚区域的一些领导职能，并在很多方面领先印度，但未来肯定会受到来自印度的挑战和日本的干扰；并且，美国和欧洲也不会对中国在亚洲的上位坐视不理。因此，谨慎而积极的区域布局就成了中国未来成功的关键。

贸易合作整合东亚产业

首先是通过贸易合作，加强整个东亚的产业整合，发挥区域的协同效应，目标在于确立中国作为亚洲工厂总部的地位。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标志着其在区域贸易一体化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东盟十国是东南亚囊括人口众多的国际组织，近来已成为周边大国争相合作的伙伴，不光中国、日本、印度，甚至遥远的美国，都不愿放弃在此区域进行的经济博弈，迄今为止，日本、中国、韩国和印度都分别与东盟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之所以以此为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始发点，一是因为东亚产业布局形成的客观需求；二是东盟10国中没有实质上的核心国或者核心集团，比较适合中国以大国的身份介入。具体来说，东盟内部缺少核心的经济力量和协调机制，主导权纷争激烈，区域经济合作离不开核心经济力量的协调和引导。在1997 年的金融风暴中危机在各个国家中迅速蔓延，东盟内部缺乏核心力量和共同应对机制的弊端暴露无遗。而现在中国不仅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作为发展经济体，却有全球第二的名义经济规模。同时，中国近几年的一系列举措也展现了其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态度。

从贸易发展来看，2002年至2004年，中国和东盟10国双边贸易额以年均39%的速度增长。2005年7月，“中国——东盟货物贸易降税计划”启动标志着CAFTA进程正式启动。2010年1月1日，CAFTA正式建成，区内贸易进入“零关税”时期，双方互相开放市场。东盟的6个老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和文莱对中国的关税率降至0.6%，而另外四个新成员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率降至5.6%，就在贸易区建成的头三个月，贸易量平均增长超过60%。该贸易区将创造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1.2万亿美元贸易总和的经济区，对21世纪上半叶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从发展阶段来解读，中国——东盟这个贸易区尚处于初级阶段。区内贸易量高速扩张的同时，结构则仍然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原材料和零部件占了很大比例，这反映了其国际分工中加工贸易上下游的关系。其次，与这种贸易类型相对应，中国在2008年7月之前都保持了对区内逆差，对区外顺差；而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因为中国对东盟中端制造品出口扩张和设备类投资增加，区内贸易基本平衡，而区外仍然保持顺差。长期来看，除了产业整合外，中国还将东盟作为重要的产品市场和实业投资地。

区域金融趋向一体化

通过区域协议和政策协调促进区域金融一体化，为东南亚创造稳定的货币环境，逐步提高人民币地位，并为资本账户自由化试验创造环境；区域内密切的实体经济联系是区域一体化的根基，就未来的发展来看，CAFTA对中国的意义和想象空间都是巨大的，其对亚洲产业整合的贡献也毋庸置疑。但是，实际上中国——东盟区域的一体化难度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他既没有欧元区经济体类似的发展程度和同质性，又不像中北美地区拥有美国这个超级领袖。

这个区域贸易一体化过程中，挑战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民族保护主义的隐性壁垒：东盟国家虽然在文化和经济上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但它们在历史上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而且普遍担心对其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威胁。同时，许多原来东盟成员国内部的外资企业纷纷将业务转向中国。面对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吸收外资的增多以及大量中国商品和资本涌入本地市场，东盟成员国内部以及周边许多国家感到了竞争的压力，民间对中国存在一定抵触情绪，官方甚至通过设置消费税和奢侈品税变相提高进口商品价格。其次是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扩张还处于盲目竞争阶段，由于初始规模较小，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几乎是指数增长，从2003年的2.3亿美元到2008年21.8亿美元。但投资的产业重复性高，对当地具体信息还缺乏了解。第三个方面是部分地区政治环境不佳，宏观上是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以及东盟国家内部都长期存在领土争端问题；微观制度方面在于部分国家政局不稳、腐败问题严重，需要中国政府为华资在东盟的利益提供强有力的外交保护。但是，即使有这些挑战，中国对于东盟的区域整合积极性仍然非常高，无论是定期举行的“东盟博览会”，还是对国内在东盟投资和贸易的通道支持，都展现出中国政府对区域领导的渴望。

人民币升级为区域经济

“内部锚”

让人民币成为区域内货币的“内部锚”，并实质上推进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国际化。具体的推行过程中，这几步没有严格的先后关系，可能会同步进行；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而必须根据具体的实际判断。此外，还有一些事件驱动型的区域合作机会，例如湄公河的跨流域开发，这个项目折射出四个邻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一种复杂心态。其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分配的考量和对和平发展空间的共同诉求。而这就是机遇，湄公河需要国家之间的联合开发。中国作为这一地区的最大国且是上游国，可以以更开放的态度面对四国的利益诉求，敦促流域国家之间通过多边对话，合理协调各国之间的利益，处理好分歧，特别是给予小国以安全稳定的预期。中国可以考虑以此为契机，牵头跨境和跨流域的经济开发规划，并以此作为整个东南亚区域合作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样板工程。湄公河流域国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中国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实力远强于其他国家且位于最上游，有开展大规模投资和基础建设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外界看来中国历来是区域规划和跨期综合规划的高手，例如这两年内批复了10多个大经济区综改规划，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也已经有11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所以中国理应负起大国的责任，考虑积极布局流域综合发展计划，这既是中国输出治理经验的良好机会窗口，也是会实实在在造福于东南亚腹地区域众多民众的实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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