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通过跨国合作应对危机

全球二十个主要国家和联合国等主要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参加的金融峰会将于11月14日在华盛顿召开，峰会将就世界金融改革问题达成一套原则性意见。种种趋势表明，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拯救危机更需要跨国间的合作，正如温家宝总理在第三届中俄经济工商界高峰论坛上所言，“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成为当务之急”。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加深，西方国家纷纷把目光投向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期望这些国家能够在抗击全球金融风暴中起到“稳定”作用。欧盟轮值主席法国总统萨科齐就表示，中国拥有庞大金融实力，在重建金融秩序过程中不可或缺。

那么，在此次拯救危机当中，中国的国际角色该如何定位？中国应当如何从容应对金融危机乃至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顾问林毅夫教授，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195期。(周慧兰)

应对危机的决策一定要全面而系统

《21世纪》：您认为这次危机对于宏观经济管理有什么启示？

林毅夫：金融危机的触发机制是什么？每个国家、每次危机都不太一样，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跟资产泡沫、房地产泡沫脱不了干系。每次危机当中，促成泡沫破灭的原因可能不一样，但根本原因都是泡沫破灭。那么，怎样防止泡沫的产生？

过去认为泡沫是市场行为，政府通常不干预。但现在，更多学者认为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要对此负起责任。怎么负起责任？货币当局过去的货币政策目标，通常是稳定物价和消费。在物价指数中，除了消费价格指数之外，还应包含资产价格指数。如果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涨得太高，货币当局就应该提高利率，降低消费，减少投机。但是，如何让价格指数包含资产价格？权重是多少？还需进一步探讨。

《21世纪》：对于金融创新，这次危机有怎样的教训？

林毅夫：这次危机产生这么大的泡沫，影响面非常广，和1980年代以来的金融创新高度相关。金融创新的目的原本是分散风险，结果却变成了传播风险的工具。创新有其好处，但也可能由于对风险认识不足、监管不严带来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应继续允许鼓励金融创新，同时提高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二者缺一不可。

《21世纪》：对于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经验？

林毅夫：金融危机，我们应当全面地处理，而且应当由所有国家一起处理。举例来说，现在普遍认为9月初让雷曼兄弟垮台是一个很大的失误。那当时为什么让它垮台？那时的看法是：如果所有的金融机构出现问题，政府全部兜底的话，那不是鼓励道德风险吗？我们知道金融创新要防范道德风险，所以要杀鸡儆猴，用雷曼兄弟的破产警示其它金融机构。这个想法有一定道理，但是没想到可能引发另一个严重后果:人们不知道政府会不会救这些金融机构，存款人就没有信心。这就造成更多金融机构出现危机。所以，应对危机，决策不能是单独的和片面的，而应是全面的和系统的。

同时，要通过跨国间合作来应对危机。有一个故事：在这次危机中，欧元区的国家爱尔兰对它的银行所有存款提供担保，当时欧洲很多国家都反对，德国总理也谴责爱尔兰，但他回去之后，当晚即宣布德国也对银行存款提供担保。为什么？德国如果不对银行担保，钱就会流到爱尔兰去，其他欧洲国家的银行也会垮台。所以，应对危机必须通过跨国间合作。

全球性的问题，必须由多边合作来解决。危机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类似于二战以来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多边国际体系应重新修订。每次危机，发展中国家受害最大的都是弱势群体，因此，应该对弱势群体有所照顾，这是政府责任，也是国际间共同的责任。

《21世纪》：发达国家这次首当其冲地遭遇了危机，那么，它们是否还应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

林毅夫：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相互关联的。因为这次危机，发达国家政府的财政状况会下滑，但它们不能因此就减轻自己的责任。世界银行在去年募集420亿美元，发达国家答应在未来三年支付这些钱，不能够因为财务状况不好就不提供。发展中国家需要这些钱来渡过危机，如果发达国家能够兑现承诺，就会减少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伤害，国际秩序会比较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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